鸳鸯蝴蝶梦:民国名媛往事 ·特务密语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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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到了北京后,张允和获得了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机会,她非常高兴,也许比起教师来,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更得心应手,毕竟这是耍笔杆子,她的老本行儿。然而不到一年,她的这份喜悦便在随之而来的打击中烟消云散。

    1953年,“三反五反”运动“轰轰烈烈”地开展了起来,张允和阴错阳差,被人莫名其妙当成了“老虎”,说她是地主,曾分到过两年租,还说她是反革命,要她写交代材料。

    后来,张允和在《张家旧事》中提到过这件事,她回忆道:“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,我吓坏了,交上去两万字的‘交代’没有通过。紧接着,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(那时不叫抄家),别的我都不在乎,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,但最让我难过的是,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。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,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‘研究’,简直是一种耻辱,刚刚‘得意’过的我被击倒了,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。”

    张允和提到的“夫妻间的信”是她跟丈夫之间的私房信。

    由于调到北京,张允和与远在上海的丈夫只能靠通信来维持彼此的联系。她是个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,一有什么事儿,都会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丈夫。一次,她给丈夫写信,曝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个小秘密。啥秘密?原来,一个与她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写信给她,说自己已经爱了她十九年了。这事要是换了别人,还不是能藏多久藏多久,可张允和不,她不但跟丈夫说了,还让丈夫猜那人是谁。当然,说白了,还是人家周有光有胸襟,有气魄,不但不气不恼,还跟妻子逗起了乐子,看似一本正经地猜测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是W君吧?是H君吧?那么一定是C君了。”这几位仁兄自然是周有光杜撰出来的,看看,人家多幽默。可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,这种幽默在别人看来,却成了特务之间沟通的密语。

    审查者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“独到”眼光,认定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中的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。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张允和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,女儿天折时她挺了过来,儿子负伤时她挺了过来,而在别人毫无道理地怀疑她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,她顶不住了,一时间精神崩溃,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。

    张允和自小就比较瘦弱,原本只有八十几斤,两个礼拜下来,就只剩下整整八十斤了。与此同时,她还得了齿槽内萎缩的病症,在医生的建议下,她只好请假回上海治疗。这一回,便彻底丢了出版社那份工作,她这个八十斤重的“老虎”,就只好养在家里了。

    这次的打击使张允和的元气大伤,过了许久才恢复过来。还好有周有光这个标准的好男人好丈夫,他想法设法把妻子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,才使得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的劲头,安心地做起来家庭主妇。这一做,就是整整46年。张允和后来回忆起这件事,心态极好地把自己的遭遇称之为“塞翁失马”,并说:“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,如果文革时‘我还在工作,那我必死无疑,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。’”

    现在看来,张允和说得确实没错,因为过了十来年,丈夫周有光便因学术研究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并被发放到内蒙、宁夏等地改造,她的妹夫沈从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,吃尽了苦头,甚至为此自杀,差点丧命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

    其实,早在1959年,张允和就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“判处死刑”,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。然而几十年过去了,她依然神采奕奕地活了下去,并做了很多事情。我想,这除了类似那次“塞翁失马”的运气之外,与她本身的那种坚忍不拔、勇敢乐观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。

    张允和曾在著作《最后的闺秀中》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,尽管是些辛酸的往事,在她写来却也并不尽是悲愤与伤怀,甚至还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,正如她自己所说:“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,想到一些有趣的事。”

    比如在《小丑》一文中,张允和就写到一个故事。

    有一次,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她家里,要她“交代”问题,他们给她五分钟的时间未考虑。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,她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,心想他们一个是白脸的赵子龙,一个是黑脸的猛张飞,于是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,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的几次小丑,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,想到自己现在又是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。五分钟时间到了,两个小伙子一声喝令,该交代了,她想,“如果再给我五分钟,我就可以写一篇《论小丑》了”。

    看看,乐观如是,而且是在那种遭受压制与迫害的情境之下,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。能够做到这一步的,或许也只有她张允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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